2020年是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诞辰100周年

2020年是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诞辰100周年

2020年是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诞辰100周年。张仲礼著、马军编纂的《我所了解的国际汉学界》一书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在书中撰文回顾了张仲礼先生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渊源,回忆了张先生在主持上海社科院时营造的宽松、潜心、宁静、淡泊的学术环境。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文章节选。
《我所了解的国际汉学界》,张仲礼著、马军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张仲礼先生自1958年自美归国后,先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先常务副院长,后院长,主持全院工作。在后一个阶段,他或因分管历史研究所,或为统筹全院的上海史和经济史研究,与本所有了较多的接触,并经常施以深切的关怀和鼓励。
1984年前后,历史所当时有三个在研的上海市重点项目,即“上海简史”、“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史大事记”,张副院长多次在院部听取项目负责人沈以行、唐振常、徐元基、姜沛南、吴乾兑、沈恒春等的汇报,并与众人讨论,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改进意见。 同年底,上海市政府任命方诗铭为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又与方先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此,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记得是我到方先生家中,与他谈了许久,我们谈得十分投入,就历史所的研究方向,今后的发展、所刊的创办、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等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历史所是我分管的,我们经常见面,除了谈工作,比较多的还是学术。诗铭是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主,而我在美国时研究过中国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回国后则以研究近现代企业史以及城市史为主。尽管我们研究方向不同,但由于都兴趣广泛,谈及学术问题可以相互启发,因此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这一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历史所的世界史研究室跃升为世界史所的呼声越来越高,该室负责人非常想就此征询上级和各方的意见,张院长予以了有力支持。俞新天后来这样回忆:“我们希望向院领导汇报一次。张仲礼院长立即同意召见潘光同志与我,饶有兴趣地与我们探讨成立的可能性,并强调外国研究的重要性。这对我们这些学术新兵鼓舞极大,使我们十分珍惜机遇。” 不久后,世界史研究所即告成立,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6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历史研究所编译组人员章克生、徐肇庆、吴竟成、李谦合译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该书系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著,是海外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地方史著作,不论从其内容、结构、体例、写作方法,还是依据的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来说,都为当时历史所方兴未艾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整个过程中,张仲礼先生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本书付梓前又曾抄送张仲礼同志阅览,承他于百忙中为之订正补充。仲礼同志昔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与罗兹·墨菲为同窗,这部国外学者所撰写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上海史,是经他推荐而译成中文的。”
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一样,自1956年建所以来,便特别注意搜集、整理资料,研究上海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方面的历史,出版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由此形成了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两大重镇。1986年起,在张仲礼院长的主持下,双方首次进行了跨所合作,两部大著《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84万字)和《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63万字),便是两所学术骨干强强联手,优势互补,攻克国家重点项目的成果。其间,张院长与历史所的汤志钧、唐振常、熊月之、郑祖安、李天纲等人联系频多,相互协调。
1992年8月起,笔者入历史研究所就职,自此便有了与张院长的直接接触,尽管多半是在远处。在各种会议上,我曾多次聆听了他的讲话。张院长,身长中等,背微驼,动作稍缓,遇人总是面带笑容。不过他毕竟年过古稀,讲话声音不大,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容易听清楚。只记得有一次他在会上告诫我们年轻人,搞研究时要勤于收集资料,要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后来我拜读了张院长早年的名著《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的中文版,发现其中引用的地方志材料就不下数百种之多。显然他那时是在做经验之谈,以飨后学。
90年代后期以后,张仲礼先生由院长而为顾问,但仍然关心历史所的上海史研究事业。1996年至2004年历史所或独自或与经济所等单位合作,多次举办了以城市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张院长均到会致开幕辞,予以指导和支持。
2003年前后,历史研究所推出了一个名为“上海史研究译丛”的项目,旨在推出海外上海史权威人物的成果,张院长受邀与陈绛、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两位著名学者共同担任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其间,笔者因担任该项目的联络助理,与张院长有过电话之通。
大约在此前后,有一天,美国上海史大家魏斐德最后一次来历史研究所访问。此时魏教授已因病只能坐在轮椅上,上上下下,既要作学术报告,又要吃饭相谈。其间,张院长全程陪同,看得出,他和魏氏相熟。显然,早年的留学背景使他在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一时期,历史所《史林》杂志还推出了口述史专刊,所内施扣柱老师多次走访张院长,有关其生平、志事的整理稿,最后以《我的学校生活与教研生涯》之名刊发在笔者担任执行主编的2004年增刊上。
2004年张仲礼先生荣获首届上海市学术贡献奖,他将奖金奉献出来,在上海社科院设立了旨在鼓励年青学者的“张仲礼学术奖”。该奖迄今已历十余届,历史所的研究生岳钦韬,科研人员蒋宝麟、牟振宇曾经光荣地获奖。
同样感到光荣的,还有笔者——本书的编者,得以在老院长百年诞辰之际,为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
“张院长时代”如何,如何,是如今本院许多人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经常反应,因为在他主政上海社科院的时代,曾经营造了一个宽松、潜心、宁静、淡泊的大环境,令人十分怀恋。事实上,历史研究所,乃至笔者本人也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发展、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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